锦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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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3/8/8 21:42:00

被誉为明代第一奇书的《金瓶梅》,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明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它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也是学者研究明代历史、*治、经济、社会风俗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

胡适曾预言:将来要研究中国十七世纪经济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

由于明初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加上社会相对比较安定,因而自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

特别是手工业者从工奴制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趁作”[1],商业税率降低,规定“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处”[2],湖北大运河贯通,白银作为货币普遍使用等,为明代工商业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所以明代的手工艺生产日益繁荣,行业分工日趋精细,以家庭作坊为主体的各种手工业如酿酒、褙表、首饰制作、织造、园艺艺术等活动成为人们工商活动的日常内容。

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记载的当时社会生活尤其是工商者的生产与生活,为我们了解明代的工商业情况,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

本文对《金瓶梅》中提到的一些手工行业商业化运作的情况分别作以简要的探讨。

一、酿酒

《金瓶梅》中写到人们饮酒的活动比比皆是,只要写到人们的餐饮活动时必定要涉及到各种酒品。

书中提到的酒就有如金华酒、五香酒、橄榄酒、麻姑酒、木樨荷花酒、竹叶青酒、葡萄酒、菊花酒等多个常见品种。

如二十五回西门庆要吃五香酒,叫春梅取酒去。

又如三十四回写西门庆陪伯爵在翡翠轩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儿:“你去对你大娘说,昨日砖厂刘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开筛了来,我和应二叔吃,就把糟鲥鱼蒸了来”[3]。

提到最多的是“金华酒”,第一回写西门庆结拜兄弟:

到了次日初二日,西门庆称出四两银子,叫家人来兴儿买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坛金华酒和香烛纸札、鸡鸭案酒之物,又封了五钱银子,旋叫了大家人来保和玳安儿、来兴三个:“送到玉皇庙去……。”[3]21

第二十五回多次写西门庆打发书童去买金华酒,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给他的谢礼中也有此酒一坛;

第三十四回“书童使画童儿用方盒把下饭先拿在李瓶儿房中,然后又提了一坛金华酒进去”[3];

此外在作品的第二十回、二十一回、二十三回、三十九回等处都有关于金华酒的记载,在全书所提到的几十种酒中,金华酒最引人注目。

明代酿酒工艺十分发达,普通的百姓人家也掌握了酿酒的基本方法,可以在家中酿造,如在第三十八回中写西门庆吩咐李瓶儿“还有那葡萄酒,你筛来我吃。今日他家(按:指韩道国的家)吃的,是自造的菊花酒,我嫌他软香软气的,我没大好生吃它”。

又如三十四回:“事毕,刘太监感情不过,宰了一口猪,送我一坛自造荷花酒,两包糟鲥鱼,重四十斤,又两匹妆花织金缎子,亲自来谢。”[3]

书中还对酒的口味有所描写,如“有许多药味,甚是峻利”[3]三十八回的竹叶青酒,第四十四回中李瓶儿叫人“把这甜金华酒儿,筛一壶来吃”,书中还有对酒的名称、产地、酿制工艺等资料的记载。

据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所载,当时“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枣酒、马奶酒,南方有蜜酒、树汁酒、椰浆酒。

《酉阳杂俎》载有青田酒。此皆不用曲药,自然而成者,亦能醉人,良可怪也”[4]。

这些原料各一的酒品,产地遍及当时的南北各地,并在全国不同地方各种档次的酒肆中普遍出售,与明代以前在文学作品里写到的酒相比,《金瓶梅词话》中酒的商品化程度更高。

书中多处记载有酒楼、酒馆和酒铺,第九十三回里谢三郎就是在临清开酒店的,他开设的酒楼是临清第一座酒楼,里面有百十个坐阁;

清河县守备周秀,后来升任到济南兵马制置山东都统制,他在济南任职期间,还经营了一座酒店,在济南任职的一年多,“也赚得百万金银”[3]。

平时吃酒可以随时到酒铺去买,可以买一瓶,如:“今早应二爹来和书童儿说话,想必受了几两银子,大包子拿到铺子里,就便凿了二三两使了。买了许多东西嗄饭,在来兴屋里,教他媳妇子整治了,掇到六娘屋里,又买了两瓶金华酒,先和六娘吃了。”[3]

买酒也可以买一坛,如:“这书童把银子拿到铺子,(钅刘:刘字左边金字旁)下一两五钱来,教人买了一坛金华酒,两只烧鸭,两只鸡,一钱银子鲜鱼,一肘蹄子,二钱顶皮酥果馅饼儿,一钱银子的搽穰卷儿,送到来兴儿屋里……。”[3]

在唐宋之时,酒在文学中大都是与官宦文人、风流雅士或深山隐士们相随出现,并大多是诗酒相连;而在明代,售酒与用酒就不再分身份和职业。

《金瓶梅词话》中很多场合都吃酒,从官员到市井,不分地位身份各色人等都可以吃酒,这充分说明了明代酿酒业的商业化和行业本身的繁荣发达。

二、绘画与褙裱

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明代的绘画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原先的文人隐士的僻阁幽斋,走上了市场,明代大名鼎鼎的书画家唐寅就曾说“闲来写幅青山卖”的话,不仅画作成了可以论价交换的商品,将成品字画褙裱的手艺也可以挣钱。

明代的绘画,有两种常见的方式,一是用丝线刺绣在绢帛丝绸等物上,一种是画在纸上,如《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三回中写到,西门庆为了怀念死去的李瓶儿,请来城里以画像为生的画师韩先生来给李瓶儿画像:

这韩先生用手揭起千秋幡,打一观看,见李瓶儿勒着鸦青手帕,虽故久病,其颜色如生,姿容不改……须臾,描染出半个身来,端的玉貌幽花,秀丽肌肤,嫩玉生香。拿与众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图儿。……孟玉楼和李娇儿接过来观看,说道:“大娘,你来看李大姐这影,倒像好时模样,打扮的鲜鲜儿,只是嘴唇略扁了些。”月娘看了道:“这左边额头略低了些,他的眉角还弯些。亏这汉子,揭白怎的画来!”[3]-

这种画作是一种商业行为,而作这一幅画的市场价格怎样?

西门庆道:“先生,你用心想着,传画一轴大影、一轴半身,灵前供养,我送先生一匹缎子、十两银子。”[3]

可见,在明代的社会中,绘画可以作为一种谋生的技艺。

《金瓶梅》人物绘画·李瓶儿

画作好后还要进行裱褙,书画的裱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唐代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卷三中说:“自晋代以前,装褙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褙”[5]。

由此可见,装裱技术在中国至少已有多年了。它起源于魏晋,成熟于隋唐,鼎盛于宋,到明清时期达到集大成阶段。

明代的周嘉胄《装潢志》总结了当时的修裱技术,“补缀须得书画本身纸绢质料一同者,色不相当尚可染配,绢之粗细,纸之厚薄,稍不相侔,视即两异;虽有补天之神,必先炼五色之石,绢须丝缕相对,纸必补处莫分”[6],可见当时修裱技术之精湛。

作为一项独特的技术,裱褙手艺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服务技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这在明代小说中不时有记载。

如《金瓶梅词话》中韩画师画好李瓶儿的遗像后,西门庆就吩咐说:“先攒造出半身来就要挂;大影不误出殡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绿,綾表牙轴。”[3]

以衢花绫绸来作为整幅画的底面料,以有浮雕图案的象牙为轴头,这就具体讲到了明代装裱中所用到的材料、式样等。又如李瓶儿送给西门庆一幅春宫图的褙裱也十分考究:“金莲接在手中,展开观看。有诗为证:内府衢花綾裱,牙签锦带妆成。大青小绿细描金,镶嵌斗方干净。”[3]这说明了明代褙裱技艺的精致和考究。

三、织造

“松江棉布,衣被天下。”[7]

江南的织造在明代非常繁盛,是我国制造业发达的中心地区,在《金瓶梅词话》中,各色人物的服饰穿戴是那样色彩鲜丽,款式多样,美不胜收,这说明了明代在织造业上所具有的高水平以及较高的商业化程度。

织造根据原材料分为丝、棉和麻,丝织品又根据做工的不同而分为绫罗绸缎。

明·绫料衣服

绫,薄光能透过使其有光泽;

罗,轻盈;绸,柔软质地均匀细腻;

缎,纹络清晰编织精美就有丝绸缎、绫罗绸。

因此丝织品便可以分为罗类丝绸、绸类织物、缎类织物、绢类丝绸、绒类丝绸。

《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织物种类比较多如:杭州白绉纱、绉纱、夹绉纱、夹绉纱褶子、纱褶子、碾绢纱、苏州绢、织金重绢、锦、罗、罗褶、绫、绸、潞绸、绸缎、缎子、丝、紵丝、罗缎紵丝(紵:苎麻纤维织成的布)、重绡绒金布、毛青布等等。

这些丝绸不仅品种多,做工精美,颜色也较全,书中就多次出现大红遍地金、大红纱、大红绉纱、银红玉色绢、大红五彩罗缎、粉红纱、纱绿潞绸、鹦哥绿紵丝、天绿纱褶子、绿罗褶、绿纱褶子、天青夹绉纱褶子、酱色段子、玄色段子、老鸦缎子、叶沙绿、蓝绸、软*、紫绫、天青罗、青纱玄色焦布、酱色、白绫、白银条纱、玄罗、密合色纱、玄色焦布、妆花织金缎子、翠蓝云缎、南京色缎绿重绢等。

明·蚕丝料腰裙

丝绸类的日常织物包括帽巾、衣衫裙裤、鞋袜、巾帕等。《金瓶梅词话》中很多有关人物服饰的描写如:

敬济来到,头上天青罗帽,身穿紫绫深衣,脚下粉头皂靴,向前作揖[3]。

西门庆恰进门槛,看见二人家常都带着银丝鬏髻,露着四鬓,耳边青宝石坠子,白纱衫儿,银红比甲,挑线裙子,双弯尖趫,红鸳瘦小……[3]。

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儿搂着,显他那遍地金掏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3]。

这西门庆头戴缠综大帽、万字方巾[3]第二十回。

潘金莲“正露出一对刚三寸、恰半叉、尖尖趫趫金莲脚来,穿着双大红遍地金云头白绫高低鞋儿”[3]第七回。

月娘是大红缎子袄,青素续被袄,沙绿绸裙[3]第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写到西门庆给蔡京的寿礼中有两套杭州织造的大红彩罗缎续丝蟒衣,李瓶儿从中捡出了两件大红纱、两匹玄色焦布。

明朝女子服饰图

《金瓶梅词话》中不仅记载了人物的衣帽鞋的用料和衣服的颜色,对面料的加工工艺和衣服款式的制作也描写得相当细致。

李瓶儿嫁到西门庆家时:“妇人身穿大红五彩通袖罗袍,下着金枝线叶沙绿百花裙,腰里束着碧玉女带,腕上笼着金压袖。胸前缨落缤纷,裙边环佩叮当,头上珠翠堆盈,鬓畔宝钗半卸,粉面宜贴翠花钿,湘裙越显红鸳小。”[3]第二十回,

潘金莲给西门庆庆寿的礼物:“却是一双玄色段子鞋;一双挑线香草边阑、松竹梅花岁寒三友酱色段子护膝;一条纱绿潞绸、水光绢里儿紫线带儿”[3]第八回,;

李瓶儿穿着“白续袄儿,蓝织金裙,白芋布茂髻”[3]第十四回,;潘金莲的穿戴:“正说着,只见潘金莲上穿了香色潞绸雁衔芦花样,对襟袄儿,白续竖领妆花眉子溜金蜂赶钮扣儿,下着一尺海宽马潮云,羊皮金沿边挑线裙子,大红缎子白续高底鞋,妆花膝裤,月娘是大红缎子袄,青素续被袄,沙绿绸裙。”[3]第十四回……

以上所述,就可见当时市面上流行的一些面料和服装式样,这些棉麻丝织品,花色繁多,用料考究,织造精美,穿在人的身上,实在是美不胜收。

同时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当时制造业诸如用料、织法、配色、成衣式样等情形以及较高的纺织工艺水平。

明代女子比甲图

明代布匹的商业经营和其他商品一样,有多种经营方式,《金瓶梅词话》中有店铺和贩卖两种方式。

《金瓶梅词话》反复提到当时市面上有专售织造商品的店铺,如绸缎铺、细绢铺、绒线铺甚至于手帕铺都有,仅西门庆一人用在这些店铺中的本钱就有近七万两银子。

开缎子铺的葛员外,家有“万贯钱财”,经常到苏州、杭州、南京一带办货,是其中较富有者。

拐了西门庆八百两货物的来保也属这类商人,开始他在临清开设杂货铺,后来“这来保就大刺刺和他舅子开起个布铺来,发卖各色细布”[3]八十一回,。

除了店铺经营外,布匹的买卖还有一种方式:行商。行商即贩运商人。

《金瓶梅》中出现的贩运商人主要是长途贩运商和中距离贩运商,而尤以长途贩运商为多。

孙清和他的伙计冯二,就是在东昌府各县之间贩运棉花的行商;孟玉楼的前夫有店铺也到外地贩布;书中多次出现的湖州贩卖丝绸的何官儿,又称何蛮子,就是一个外地长途贩运商,西门庆曾从他手里购买过四百五十两银子的丝线,搭了个伙计韩道国开了个绒线铺子。

这个人,在西门庆死后曾出价七十两企图买下西门庆的五妾潘金莲,后来和韩道国的老婆王六儿勾搭在一起,当时他手里拥有“两千两绵绸绢货物”。

明代女子服饰图

杭州的行商丁相公和他二儿子丁双桥,父子二人经常自杭州贩绢到清河,书中记载他一次就“贩了千两银子绸绢在客店”[3]第二十回。

扬州广陵城苗员外苗天秀也是一个长途贩运商,他一次贩运到清河的货物就有“二千匹缎,衣服之类极广”,并携带白银一千两[3]第四十七回。

西门庆曾安排宋惠莲的丈夫来旺“回来我教他领一千两银子,同主管往杭州贩卖绸绢丝线做买卖”[3]第二十五回。

可见,《金瓶梅》中出现的行商都是批发商,资金多在千两以上。

《金瓶梅词话》中布匹的商业活动反应了明代货物贩运的发展情形,不仅数量多,而且他们所贩运的货物又主要是人们的生活用品。

比如湖州的丝线,杭州的绸缎,松州的布匹,此外还有无锡的米,扬州的盐,川广的药材等等。

以贩运生活用品为主,正是明代长途贩运的重要变化。《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经营方式的第一个变化,就是长途贩运的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明代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水平,不但行业本身技术精良,而且产品的商业化程度也很高。

明代航运贸易图

明代商品经营方式的第二个特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开始以各种形式介入生产,以制造业为例,织造商不仅开店铺买卖成批的布匹,还进行半加工。

《金瓶梅》中对这种变化也有所反映。例如媒婆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指孟玉楼)……当初有过世的官人在铺子里,一日不算银子,铜钱也卖两大簸箩。毛青鞋面布,俺每(们)问他,定要三分一尺。十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饭,都是这位娘子主张整理。”[3]第七回,

从这段描写中我们知道,孟玉楼原先的丈夫是一个经营布匹的布商。

应当注意的是他每天还要雇佣二三十个染布工人对布匹进行染色加工,这说明他的经营已经介入了生产过程,半成品的制造物的销售也能说明当时制造业的商业色彩。

再比如,书中还描写西门庆花一百五十两银子买下湖州贩运商何官儿的丝线,并且搭了个伙计韩道国和家人来保,在狮子街开了一个绒线铺。

伙计韩道国和西门庆“写立合同”之后,“同来保领本钱雇人染丝,在狮子街开张铺面,发卖各色丝线,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不在话下”[3]第三十三回。

可见西门庆和韩道国合伙经营的这个绒线铺也介入了生产过程,即花钱雇人,把丝线进行染色,加工成各种颜色,然后发卖。

明代城市商业图

在明代其他小说中,还写到了当时制造业中用到的一些器具:

缫车、纺车、线车、溜眼掌掌、经把、印架、过糊机、腰机、花机等制造机械设备,这是在以前的记载中不曾出现过的。

当然,《金瓶梅》中有关这类描写还不多,这正说明这个时期商业资本只是开始介入生产过程。

这种雇人对布匹或丝线进行染色加工,还是临时性的,还不能改变他们封建商人的性质。

明代以前的商业资本没有介入生产过程,《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商业经营方式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商业资本开始介入生产过程。

四、金银首饰以及其他手工艺品

装饰品与服装如影随形,是古代妇女身上必不可少的物品,首饰的材质、品位、做工及其数量的多少,都会成为这个女子社会身份与地位的一个明显标志,

在《金瓶梅词话》中对妇女的形象描写总少不了对服饰的展示,如李瓶儿:“夏月间戴着银丝鬏髻,金镶紫瑛坠子,藕丝对衿衫,白纱挑线镶边裙,裙边露一对红鸳凤嘴尖尖趫趫小脚。”[3]

第十三回潘金莲:“惟金莲不戴冠儿,拖着一窝子杭州撵翠云子网儿,露着四髩,额上贴着三个翠面花儿。”[3]

第二十五回尤其说明的是男子也少不了一些饰品的装扮,如写潘金莲第一次见到的西门庆:“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铃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才,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3]第二回。

明·金头镶宝石簪子

簪子,书中就出现多种款式:

1.金裹头簪子:“潘金莲背地把金裹头簪子两三根带在头上,又把裙边带的锦香囊葫芦儿也与了他”[3]第三回。

2.万字簪子:西门庆说“‘今日教我捎了这一对寿字簪儿送你。’于是除了帽子,向头上拔将下来,递与金莲。金莲接在手内观看,却是两根番石青填地、金玲珑寿字簪儿,乃御前所制,宫里出来的,甚是奇巧”[3]

第三回。3.金铃珑簪儿:西门庆戴着“金铃珑簪儿”[3]第二回。

4.一点油金簪儿:孟玉楼送给西门庆的一点油金簪儿[3]第八回。

5.并头莲瓣簪儿:潘金莲给西门庆上寿的一根并头莲瓣簪儿[3]第八回。6.金镶头簪儿:西门庆送给来爵媳妇子一对金镶头簪儿,四个乌银戒指[3]第七十九回。

明·青石鱼纹银坠子

坠子,也有不同的款式,如“西门庆恰进门槛,看见二人家常都带着银丝鬏髻,露着四鬓,耳边青宝石坠子,白纱衫儿,银红比甲,挑线裙子”[3]第十一回。

“他浑家李瓶儿,夏月间戴着银丝鬏髻,金镶紫瑛坠子珠子,藕丝对衿衫,白纱挑线镶边裙,裙边露一对红鸳凤嘴尖尖趫趫小脚。”[3]

第十三回宋惠莲:“自此以后,常在门首成两价拿银钱买剪截花翠汗巾之类,甚至瓜子儿四五升里进去,分与各房丫鬟并众人吃。头上治的珠子箍儿,金灯笼坠子,*烘烘的。”[3]

第二十三回鬏髻:书中出现最多的是银丝鬏髻和金丝鬏髻。

实际上簪子、坠子和鬏髻的款式远不止这些,商业繁荣使得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有所提高,《金瓶梅词话》中首饰花样繁多,出现较多的有巾帕、簪子、戒指、簪儿,项圈儿、手镯、宝钗、耳坠、鬏髻,头箍,簪珥、珠串、玉镯、银饰、缨络、钗、钿、项圈等饰物,

此外还有周围金累丝钗梳、描金扇子、描金床张、酒杯、纱灯等等。

明·鎏金发梳

如《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回写到西门庆原先的家仆来旺:

挑了担子,卖些金银生活,首饰花翠……孙雪娥看见了就问他:“你担儿里头,卖的是什么生活?挑进里来,等俺们看一看。”那来旺一面儿把担儿挑入里边院子里来,打开箱子,用匣儿托出几件首饰来,金银镶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

但见:“孤雁衔芦,双鱼对藻。牡丹巧嵌碎寒金,猫儿钗头火焰蜡。也有狮子滚绣球,骆驼献宝,满冠击出广寒宫,掩鬓凿成桃源境。左右围发,利市相对荔枝丛;前后分心,观音盘膝莲花座。也有寒雀争梅,也有孤莺戏凤。”正是:绦环平安且珊绿,帽顶高嵌佛头青。

看了一回,问来旺儿,“你还有花翠拿出来‘那来旺又取一盒子,各样大翠鬓花翠翘满冠,并另碎草虫生活来’大姐拈了他两对鬓花,这孙雪娥便留下了他一对翠凤,一对柳穿金鱼儿。”[3]第九十回

这花样众多的首饰品,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它说明了明代的首饰制作不仅品类繁多,而且做工精良,它们融进了匠人们高超的艺术想象和精湛的技术水平。

明·金质半套头饰

有些饰品还能根据主人的要求,别式别样,如第二十回写李瓶儿:

一面开箱子,打点细软首饰衣服,与西门庆过目。……又拿出一件金镶鸦青帽顶子,说是过世公公的,起下来,上等子称,四钱八分重。李瓶儿教西门庆拿与银匠,替她做一对坠子。又拿出一顶金丝鬏髻,重九两,因问西门庆:“上房他大娘众人,有这鬏髻没有?”

西门庆道:“他们银丝鬏髻倒有两三顶,只没编这鬏髻。”妇人道:“我不好戴出来的。你替我拿到银匠家毁了打一件金九凤垫根儿,每个风嘴衔一溜珠儿;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的,金镶玉观音满池娇分心。”[3]第二十回,

又如银匠还会根据主人的情况在簪子上面镏字,如孟玉楼带给西门庆的簪子:“上面鈒着两溜字儿:‘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3]第八回,

而潘金莲给西门庆上寿的簪儿,上鈒着五言四句诗一首,云:“奴有并头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3]第八回,

可见,装饰品的佩戴和制作,是明代商品化世风之下的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明·金镶玉簪子

饰品的商业经营和布匹相似,有两种方式:铺商和小商贩。

《金瓶梅词话》多次提到顾银匠、顾银铺,有银匠开银匠铺,根据人们的具体要求,打造金银饰品,如上文第二十回李瓶儿要西门庆找银匠替她打一些头面;

又如第二十五回宋惠莲对西门庆说:

“爹,你许我编鬏髻,怎的还不替我编?恁时候不戴到几时戴?只教我成日戴这头发壳子儿?”西门庆道:“不打紧,到明日将八两银子,往银匠家替你拔丝去。”[3]第二十五回

再如第二十六回写西门庆打点三百两金银,交顾银率领许多银匠,在家中卷棚内打造蔡太师上寿的四阳捧寿的银人,每一座高尺有余,又打了两把金寿字壶。

银匠的手工艺在明代已经达到高超精妙的水平,如珠宝买卖的薛嫂在西门庆家:

“打开花箱,取出给吴月娘看,果然做的好样范:约四指宽,通掩过鬓髻来,金翠掩映,翡翠重叠,背面贴金,那九组锢,每个凤口内,皆衔着一挂宝珠牌儿,十分奇巧。”[3]第九十五回

这些首饰物品,十分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金银饰品制作作业技艺的精湛,巧妙绝伦,这与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卷三十、张岱在其《陶庵梦忆》等书籍中对当时社会上首饰匠人们精巧的制作技艺的记载是吻合的。

明·金质头面

另一类是专卖妇女使用装饰品和针头线脑的小商贩。

这类小商贩多半要摇“惊闺”,如书中的卖翠花的薛嫂,还有卖胭脂粉的,卖菊花、梅花的以及卖各类银活的小商贩等,通常是提着一个花厢儿或挑担子沿街叫卖。

挑担子售货的小商贩,主要是自己做生意,但有时店作兼营的商铺,当货物卖不出去时,店主也派工匠或徒弟挑担子走街串巷发卖,如原西门庆家中伙计来旺,后来在顾银铺做银匠活,在“行市迟”的时候,顾银匠就派他“挑副担儿出来街上发卖些零碎”[3]第九十回。

在第九十回中来旺还讲到:“我便投在城内顾银铺,学会了此银行手艺,拣及大器头面,各样生活,这两日行市迟,顾银铺教我挑付担儿出来,街上卖此另碎。”

这就较明白地告诉我们当时在首饰制作行业中的那种商品化性质,顾银铺与来旺之间有着一种雇与被雇的关系,顾银匠既是这铺子的主人,又是一个直接参与首饰制作的银匠或者说是这个家庭作坊的老板,而来旺就是顾银匠临时请的一位雇工,他们制作出来的首饰品纯粹是用来出卖的商品。

明·纯银头饰

除了金银首饰,在《金瓶梅词话》里还有其他有关手工艺品的记载:

如款式多样的汗巾:来旺送给孙雪娥的“两方绫汗巾”、李桂姐“袖口边搭剌着一方银红撮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儿”、潘金莲“杭州白绉纱汗巾”;潘金莲曾向西门庆要的汗巾品种多样:

一方老金*销点翠穿花凤汗巾,一方银红续,销江牙海水嵌八宝汗巾儿,又是一方闪色,是麻花销金汗巾儿,又要娇滴滴紫葡萄颜色,四川续汗巾儿,上销金间点翠,十样锦,同心结,方胜地儿,一个方胜儿里面,一对儿喜相适,两边栏子儿,都是缨络出珠碎八宝儿……[3]第五十一回

扇子也有几种款式:

第一回卜志道送给西门庆是一把真金川扇儿;

第二回中西门庆摇着的是洒金川扇[3]52;

第八回:“妇人见他手中拿着一把红骨细洒金、金钉铰川扇儿”;

第十八回“这金莲近前一手扶着床护炕儿,一只手拈着白纱团扇儿”;

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系*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3]第二十九回。

明·红骨洒金扇子

灯笼:《金瓶梅词话》中不仅多处描写了灯笼,还记载有卖纱灯的。

灯笼多用在结婚、照明和节日观赏时。

“到六月初二日,西门庆一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他小叔杨宗保头上扎着髻儿,穿着青纱衣,撒骑在马上,送他嫂子成亲。”[3]第七回,第十五回

《佳人笑赏玩灯楼》元宵节西门庆妻妾观灯就描写了不同造型的灯:

那金莲……一回指道:“大姐姐,你来看,灯那家房檐下挂的两盏绣球灯,一来一往,滚上滚下,倒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来看,这对门架子上,挑着一盏大鱼灯,下面还有许多小鱼鳖蟹儿,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三姐姐,你看,这首里这个婆儿灯,那个老儿灯。”正看着,忽然一阵风来,把个婆儿灯下半截割了一个大窟窿[3]第十五回,。

《金瓶梅词话》中描写的床帐也有着较高的工艺水平:如孟玉楼陪嫁来的是一张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

西门庆娶潘金莲用十六两银子买了一张黑漆欢门描金床,还有大红罗圈金帐幔[3]第九回;

李瓶儿房中安的是一张螺钿敞厅床[3]第二十九回;

潘金莲又教西门庆“使了六十两银子,替他也买了这一张螺钿有栏干的床。两边槅扇都是螺钿攒造,花草翎毛,挂着紫纱帐幔,锦带银钩”[3]第二十九回,-。

明·千工拔步床

总之,在明代的众多小说作品中,关于明代城市生活中各类手工艺制作的记载也有许多,对于明代商业的发展,多有体现,但都不如《金瓶梅词话》中具体、全面和典型,《金瓶梅词话》主要不是表现在商品生产的发展,而是表现为商业的繁荣。

书中涉及到的除杭州粉、胭脂、挑牙、香茶盒儿、描金退光拜匣、柄玉绦儿等外,还有如木器、雕刻、漆器、饮食、泥作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展开细论。这一切说明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况,对我们今天能较准确地了解明代的生活以及我国古代人民在器物制作上的传统工艺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工商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明代手工业者们在商业活动中所处的相互关系。

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的社会认识价值时说:“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的全部东西还要更多。”[8]这一评价完全适用于《金瓶梅》。

它对于我们认识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真实”的历史作品。正如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说:“纯是一部史公文字”。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

[2]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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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宿白.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

[6]周嘉胄.装潢志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7]余秋雨.霜天话语[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河南理工的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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