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公布获奖者名单。
其中“正能量奖”得主，是一位81岁的中国老人——樊锦诗。她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该奖项一年一度，每年会颁发3个奖项类别，分别是持续发展奖、人类福祉奖和正能量奖，用以表扬获奖者在推广世界文明以及共创美好世界方面做出的杰出成就，袁隆平便是此前的获奖者。
将昔日一篇旧文再发，让我们再次走进“敦煌女儿”的世界，以此为贺。
我白天想敦煌，
晚上梦敦煌。
80岁了，
还能为敦煌做事！
在60年代初期，有那么一群人，将自己命运与祖国需要紧紧连在一起，倾其一生，只做一件事。
“我看世界上事情很多是傻人做成的，没有点儿傻的精神，事情是做不成的。”说这句话的人，便是那群人中的一个。
年北大毕业的她，响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号召，来到了千里迢迢的敦煌莫高窟，开始守护敦煌。这一守，56个年头，青丝变白发，就是一辈子。
她就是年出生、被人们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
她的傻，在如今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也没法儿接受。原本生在大城市的人，名校毕业，却只身前往人烟稀少、生活艰苦的大漠敦煌。其中的原委，要从她年初见敦煌说起。
在上海生活时，父亲常常带着她去博物馆、展览馆，欣赏艺术大师作品，也曾有幸看到敦煌壁画美术展览。
从那些灵动作品中，她感受到了幻化的美，便有了“一睹敦煌真面目”的念想。24岁那年，她作为北大学生因实习不远千里来到敦煌，美梦成真。
当敦煌艺术作品真正呈现在眼前时，她和同学们被震住了。
“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
时至今日，她依然记得当时的震惊之情。
在那个砂石纷飞的戈壁大漠中，她被那些千变万化的壁画迷住了。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使她满足、震撼，沉浸在洞内神仙世界、艺术殿堂，全然忘记洞外飞沙走石、黄土漫天，甚至洞外的一切。
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而言，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同样使她震惊。住得是土房、吃得是杂粮，缺水断电，洗澡成了极为奢侈的一件事。没有商店，听不到收音机，看的报纸也是十天以前的。
除却生活条件艰苦以外，工作环境也是异常艰辛。最让樊锦诗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攀爬挂在悬崖峭壁上的蜈蚣梯。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地在悬崖上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这是进入洞窟的唯一途径，无奈，她每天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进洞去做研究。
每次爬时，她都心惊胆战，跟耍猴子似的，在梯子上左晃晃、右晃晃。为减少恐惧，她改了早起喝水习惯，整个上午不用上厕所，每日便能少爬几次。
整个实习期，樊锦诗的头发就没洗干净过，怎么洗都是黏黏的。多年后她才知道，那是敦煌水质不好的缘故。终因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她提前结束实习，回了学校。
虽然她也是爱美的
年轻女儿身，
却在荒漠里过起了
苦行僧的日子。
在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密密层层的洞窟中，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佛像雕塑形态各异，诉说着一个个幻化的神仙故事。
那些洞壁上的画，更是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精美绝伦。
虽然樊锦诗怕了那里的艰辛生活，可心里仍深爱着那些塑像和壁画。
年，她大学毕业时，敦煌研究所向学校要人，名单里有她。
父亲担心身体羸弱的女儿难以适应荒漠，便写信恳请学校，不要让瘦弱女儿去那么艰苦地方工作。
可是，那份信却被她悄悄扣了下来。
“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地位，却为了保护敦煌艺术，心甘情愿过着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受前辈精神感召，樊锦诗义无反顾踏上开往大漠的列车，来到了戈壁深处的莫高窟。
这次，她做好了扎根大漠的准备，吸取实习时留长发洗梳难的教训，干脆剪了个极短的运动员头。
时至今日，她依然留着短发。
那时，敦煌保护研究所对外联系仅有一部手摇电话，可往往是断断续续，通讯极其困难，几乎与世隔绝。
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也要跑好远的路。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
“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
半夜里，当房梁上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望着透过窗纸的清凉月光，她还是伤心地掉下了眼泪。然而，几行清泪，依然没能动摇她对敦煌艺术的炽烈迷恋。
经历了黑夜的凄凉和恐惧，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每走过一个石窟，她都会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敦煌的美，她是永远割舍不下的。
一年后，在武大工作的恋人彭金章来到西北大漠看望她。
没想到，昔日未名湖畔读书散步的娇俏女子，在日日漫天黄沙中变得异常坚韧。
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如是说：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她的生命与莫高窟中的飞天一起舞动，一腔赤诚热血从未凉下来。
被国家和社会、
命运裹挟着的人们，
个人情感只能像涓涓细流，
融进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
樊锦诗的爱情，无死去活来，亦无轰轰烈烈，犹如山间清泉，自然而然地从生命相遇中流了出来。
樊锦诗从上海考入北大，不爱说话却很有主见、事事都是自个儿拿主意，诚实单纯又有点孩子气。
入学不久，她便因没了保姆，生活上闹出不少笑话。比如：洗的衣服晾在外面忘了收，几天之后就不翼而飞了；过了不久，竟然连被子也不知去哪儿了。
父亲给她写信：
再丢就该把你自己给丢了吧。
自幼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的樊锦诗，一直有保姆照顾衣食起居，生活上事事都不用操心，如此一来，就有些“笨”了。
在北大校园里，她开始学习钉扣子、补衣服，学着照顾自己。可她最喜欢干的事，还是去图书馆看书。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自河北农村的男生彭金章，总是比她早到一些，还在身边给她占了一个位子。
那时，校园里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樊锦诗的爱情便从这占座位的小关心中开始了。
彭金章为人淳朴实在，是考古专业的生活委员，习惯照顾人。这正是生活上马马虎虎的樊锦诗所欠缺的。
樊锦诗不喜欢甜言蜜语，更是讨厌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她的简单和彭金章的质朴不谋而合，他们的爱情也就心照不宣。然而，大学毕业时，他们却天各一方，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
终究是爱情结出了喜悦硕果。年，他们在彭金章武汉大学的宿舍，举行了简单婚礼。自此，他们成了牛郎织女，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每隔一两年，樊锦诗有20天探亲假，便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
“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我至今对这个家，
怀有深深的歉意，
尤其是对孩子。
年11月，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了。然而，那时樊锦诗生产前还在棉花地里劳作，忙着摘棉花。
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孤苦伶仃的樊锦诗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
得到儿子出生电报，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坐火车再转汽车，一路颠簸，赶到敦煌，已是一周后了。
在看到风尘仆仆、挑着扁担的丈夫时，感动和酸楚一齐涌上了心头，樊锦诗喜极而泣，流下了热泪。
儿子未出满月，彭金章假期已满，又赖着不走磨蹭了几天。
可是，学校那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催。即便是有万般不舍、千般不忍，他只得留下樊锦诗一个人照顾儿子，踏上返校列车。
樊锦诗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儿子。56天产假结束后，她又不得不把儿子每天捆在蜡烛包里，留在家。
孩子一天天长大，蜡烛包渐渐捆不住了，她又把被子叠放在床沿，防止孩子跌落。
每天上工，她都提心吊胆，生怕一个人在家的孩子发生什么意外。
所以，每次下班走到家门口，若是能听到孩子哭，她那悬着的心就踏实了。若悄无声息，她的心会提到嗓子眼，紧走几步，先把门推开一道缝，看看孩子在不在。
挨到4个月大时，她实在顾及不暇，无奈把儿子送回丈夫河北老家，由姑姑抚养。
等第二个儿子出生后，姑姑已无法抚养两个孩子。老二便在樊锦诗身边长到了3岁。可是在敦煌眼瞅着孩子教育成了问题，无奈只好送到武汉。
尽管樊锦诗在同事眼里成了少有柔情的人，但她一谈起孩子，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
“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年，彭金章终是妥协，放弃武汉大学事业，来到了敦煌。有人开玩笑说，“老彭，人家都是女随男，你倒过来，还是手下。”
彭金章乐呵呵一笑，“我是凭本事吃饭，有什么不好的？”
樊锦诗每每谈到丈夫时，眼里充盈着稳稳的幸福。
“如果爱人不支持，我早就离开了。我还没有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那我肯定跟着他去武汉，但是他没有这么说，我就变得越来越‘放肆’了”。
这样好脾气的男人，用樊锦诗的话来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如今，他们相濡以沫。樊锦诗依然为敦煌四处奔波着。彭金章已退休在家，默默地支持着她。
爱情有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凄苦，也有梁山伯祝英台的美好，可是樊锦诗他们的爱情，从生活的美好中流了出来，是一对神仙眷侣。
内心纯净的人，
才能把现实的不堪，
幻化为一种坚毅的美好。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
樊锦诗瞅着日益毁坏的壁画、塑像，心如煎熬，寝食难安，日日夜夜思索着保护之法，一门心思的扑在了研究保护的门道上了。
是啊，莫高窟是古代东西方文化在敦煌交融的璀璨结晶。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中西交通。
敦煌作为这条“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
如此厚重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怎能毁掉？
有一年的夏天，樊锦诗一进洞窟，就连着打了几个喷嚏。
洞内空间狭小，随着游客增多，充斥着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
“洞受得了吗？”
从此，她常常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拿出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对比，发现多年间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退去。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
面对这种老化、分化的趋势，樊锦诗很伤感，也很焦虑。
“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
于是，她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为留住那种精湛技艺呈现的美好而夜以继日地忙碌。
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此时，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搞得如火如荼，莫高窟的游客数量也与日俱增，从年只有1万人，增加到了20万人。
最让樊锦诗头疼的事，不是游客多了，而是在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下，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
“莫高窟是人类的无价之宝，我心想一定要保护好。万一有闪失，我就是罪人。”
樊锦诗人微言轻，四处奔走，给人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决不能把洞子卖了。
“卖了，我们就成千古罪人了。”
一旦到商人手里，惊艳千年的艺术瑰宝，成了赚钱机器，哪里还会想到保护？震惊世界文化遗产的命运也将难以预测，很有可能在过度商业开发中毁为一旦。
于是，樊锦诗态度坚决，“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平息了一场上市风波。现在说起来，她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
“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
樊锦诗将自己的生命融进了敦煌，爱上那里的苍凉和静寂，习惯了敦煌的深邃与自然，也早已把生命中最美的时光埋在了那片淳朴的黄沙里。
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江南女性的内心。
曾经上海女人的小资情调，早已演化为如今的西北大漠的厚重。
樊锦诗曾说，
我给自己算了次命，
我的命就在敦煌。
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的敦煌莫高窟，是一种幻化美。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能喜欢到骨髓里，愿意用一生的时光去守护，愿意为守护千年之美而放弃一切。
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把这种美展示给公众。
可是，每一个游客的到来，都会影响洞窟内温度、湿度、空气的变化，而这会加速壁画的退化和盐化。
樊锦诗只能试着控制游客，钱可以少挣，但壁画不能不保护。她搞数据实验，找到了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然而，那些个脆弱的壁画承受能力很有限，统计出来的人数少得可怜。
“不能阻挡观众不让看。人们应该享受到这样珍贵的、杰出的文化遗产、成果，应该能欣赏它的价值，它的精美，我们如果要限制，这个不讲道理。”
樊锦诗如此这般认识这个问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电脑，“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
“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65岁的她脑洞大开，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搞一个“数字敦煌”。
那个数字敦煌建成后，可以在游客尚未入洞窟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
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
“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这样也避免了游客们“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去”的尴尬。
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
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
而在这项巨大工程落地的时候，樊锦诗已经79岁了。
半个世纪守候，
是一种心灵的契合，
更是一种人生的际遇
和命运的安排。
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
“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
但现在的她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这样传开了。
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做事不留情面。
然而，在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却常常独自在办公室里，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着那些尖利刺耳、不中听的话。
她说：
“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在这些时光里，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雕刻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也雕刻着樊锦诗守护千年惊艳的荣耀和艰辛。
曾有不少人问她，在敦煌待得住吗？她用质朴纯真的语言回答：
“人都快忙死了，忙得一塌糊涂……至于什么待住待不住，肯定是待住了，而且还安下心来静静地做这个工作。”
劳累奔波半个多世纪，她无怨无悔。
她穷极一生守望着莫高窟，在她的生命足迹里，品到了坚毅，读到了专注，也深深感到那个瘦弱并不伟岸身躯里，包裹着一颗高贵倔强的灵魂。
写作参考资料：
1、百度词条：樊锦诗；
2、樊锦诗与彭金章伉俪的故事；
3、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来源：靠谱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