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昌之，安邑人，出生年月不详，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曾任《京报》编辑、《奋斗日报》社长、《边区群众报》副总编辑、《陇东报》总编、中共中央西北局《党内通讯》主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任副秘书长。
安邑英才景昌之，是景梅九族侄，是一位红色报人。
景昌之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曾就读于运城省立二师，后进入辅仁大学学习。毕业后，在邵飘萍主办的《京报》担任编辑。
邵飘萍是由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入党的早期共产党员，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邵飘萍主办的《京报》屡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多次被查封，他也因此被缉捕、追杀，但一经复刊又继续揭批贪腐，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景昌之虽在《京报》工作时间不长，但邵飘萍的革命思想对他影响很深，对他以后的办报生涯至关重要。
年7月，日寇侵华,北平沦陷，不愿做亡国奴的景昌之回到了家乡，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工作。这个学校虽然是阎锡山创办的，但教师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很多，教务处主任杜任之就是一位年入党的老党员。
太原沦陷后，傅作义找到杜任之，要杜为他介绍政工人员。为了协助和影响傅作义将军，杜任之介绍景昌之和十多名“抗大”学生、“民大”干部及青年学生到傅作义部队做政工及文教工作。
傅作义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当他知道景昌之曾在《京报》工作过时，就想把随军简报《新闻简报》变成一份“军报”，《奋斗日报》便应运而生，并任命景昌之为社长。
但傅作义部队驻防在晋西北河曲县，物资极度缺乏，办报所需的排版、印刷等设备一概没有。为了支持办报，傅作义把一台美国产的干电池收音机和一架从日军缴获的简陋油印机送给景昌之。景昌之便带领高也彭、郭映宸、杜思诚等几个青年人，利用收音机听取记录各地消息，深入军中采访新闻，反复练习刻蜡版和油印，仅用了20多天时间就编印出了第一期《奋斗日报》。
《奋斗日报》，最初是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虽然纸张粗糙、形式简陋，却是二战区北路军总部和流亡的绥远省政府的机关报，除供给傅部三十五军所属各个连队和阎锡山“晋绥军”在晋西北的各师、团外，还供给岢岚山区贺龙将军八路军一二〇师，还要寄往绥远沦陷区的两个专员公署、十三个游击县政府和大青山、蛮汗山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等参阅。
景昌之虽为社长，实际上从编稿、划版样到校对，什么都干。部队转移时，他用一头毛驴驮上各种设备，带领同事们边走边采访，抽空还要刻蜡板，印刷，从未间断过天天出报纸。
年春，傅作义调出“二战区”，率领三十五军由晋西北开拔绥西，在后套就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奋斗日报》社也随之搬到绥远省五原县城，发行量达余份。后来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报社又先后搬到绥西百川堡、陕坝元昌义圪且等地。当年7月，从西安购买的八页脚踏铅印机运了回来，《奋斗日报》才从油印改为铅印。
《奋斗日报》在晋西北时，归三十五军政治部领导，到河套后，归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领导。但绥远地方势力与蒋介石在绥远的嫡系都想控制这张报纸，他们惹不起傅作义，却给景昌之施加压力，给报社制造舆论。四处散布报社是“共产党在绥西的地下据点”“奋斗日报有共产党活动”，甚至把景昌之和报社人员列入逮捕黑名单，但景昌之始终坚持要把《奋斗日报》办成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因此，当反动派多次找景昌之麻烦时，许多人都为他抱打不平，劝他干脆离开，景昌之却说:“能坚持一天就坚持一天。这个阵地不能轻易放弃。因为这是斗争的重要平台!”
据刘映元回忆，景昌之生活朴素，和后任社长截然不同。他白天在用土坯架上木板的“办公桌”上编报纸、写文章，黑夜和编辑、记者、营业员、传令兵、伙夫挤在一盘大火炕上。蒋曙晨说，他在奋斗日报社工作期间，参加过张正之主持的面对进步青年的读书写作会，因为国民党特务追查很严，活动无法进行下去。后来，还是在景昌之支持下，将聚会地点搬到报社后，才得以继续。
景昌之对年轻人关爱有加，政治上引导，业务上教育，生活上关心。不仅手把手地教他们写稿、编稿、拟标题，而且在生活上特别关照。在河曲县时，报社年轻人多是晋南人，景昌之就想方设法请人做没碱馒头、辣椒炒菜，并且每顿饭都要等大家到齐后才吃。到了绥西河套，气候寒冷，大家收入又少，景昌之又想办法给每人缝制了一件皮大衣……
傅作义脱离“二战区”后，思想开始向“右”转，但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仍有好感，想在绥西继续维持统战局面，但蒋介石不允许，逐步向他施加压力，不断从重庆派来“中央委员”、特务人员，开展“反共”清洗行动。年，中统头子张庆恩调任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兼第八战区战时青年团主任、中统绥远调查室主任、第八战区党政总队长暨战区敌后工作委员会常委及秘书长，反共气焰十分嚣张。年皖南事变后，反动势力越来越大，张庆恩负责的“肃反”领导核心小组四处活动，把手伸向了《奋斗日报》，景昌之被迫辞职。傅作义给景昌之、高剑夫等人每人发了元路费，由周北峰和郭灵墅设法将他们送入甘肃接新兵的队伍中，才冲出特务包围圈，辗转到了延安。
年春，景昌之到了延安，组织分配他到《边区群众报》协助胡绩伟工作。当时，报社不到10个人，记者编辑绝大多数是中学文化程度，他带着大家边学边干，很注意搜集和学习群众语言。报纸刚开始时十天一期，四开两版，后来改为每周一期，四开四版，每期需要近万字的内容。因为面对的是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中央和边区党委很多重要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都要用通俗的语言加以改写和缩编。据时任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为了能让普通老百姓看懂报纸，他和景昌之总要在每期稿子编好以后，召集全体人员，包括大师傅、红小鬼在内，都来审查修改，以求达到文化低的同志也能一念就懂、一听就懂。
从绥远到延安，景昌之迅速适应环境，成了行家里手。他虽为副总编辑，但多数时间在社外活动。每期编好报后，马上就与大家商量下期内容，然后就分头下乡，深入实际、到联系点上进行采访、写稿，并念给群众听，然后带回报社进行组稿、编稿、排版、校对。期间，他常常是一根木棍挑着一件棉袄下乡，白天当衣穿，夜里当被盖。为了节约物资，一支毛笔写秃了，修修笔头继续用，实在不能用了，就把旧笔杆削削当蘸笔用。一个信封用过正面用背面，用过背面用反面，最后没有破时，再在上面糊上一块纸再用，直到不能用为止。
在胡绩伟、景昌之、金照等同志的努力下，到年《边区群众报》除了刊登新闻、通讯、评论、读者来信之外，还有经验介绍、批评报道和散文、诗歌、故事、顺口溜、木刻、谜语等。边区人民爱读《边区群众报》，称其是“咱们的报”，还给报纸编了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
年春，景昌之被任命为《陇东报》社副社长兼副主编，赶赴中共中央西北局陇东地委所在地，(今甘肃省庆阳市),支援当地新闻工作。
《陇东报》是陇东地委机关报。创办最早、影响较大，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当时，党中央强调报纸要地方化、群众化和通俗化。景昌之便既当编辑又当老师，对编辑要求很严，要求“每个字、每句话都要向人民负责”，都要讲究文字口语化。为此，他不但修改记者和编辑写的稿子，而且连主编写的稿子他也要修改。同志们回忆，那时几乎所有稿件都是经过景昌之修改润色的。
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陇东解放区，报社随领导机关转移到华池山区。在频繁转移的的岁月里，王作易、景昌之、叶滨等带领全社人员靠人背、驴驮，带着纸张、油墨、印刷机、收报机等，石印、油印交替，出版从未间断，每期发行量仍坚持在份以上，充分发挥了宣传、组织、鼓舞人民的战斗作用。每每提到这事，同志们都说，景昌之才是报社的中坚力量。
年夏秋之交，景昌之调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编《党内通讯》，因经常深入实际，工作出色，曾受到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表扬。年4月大区撒销后，景昌之被分配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任副秘书长。因多年劳累，身患严重肺病，但他始终不肯用贵药、好药。“文革”前夕不幸病逝于乌鲁木齐。时年不到六十岁。
（戈米王志英）
范希蠡，男，汉族，年阴历八月生于盐湖区龙居镇茂盛村。年，在太原入党。年农历5月，被选为河东特委副书记。年初，任河东特委书记。是盐湖区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年，因身染瘟疫病逝，时年23岁。
本文讲述年，范希蠡负责解县建党工作，在十里铺、茂盛等盐池周边村落培养和发展党员，同时在盐池工人中，从事革命宣传和建党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与反动派进行不懈斗争的故事。
范希蠡，幼时和程子华、南国瑞在运城第三贫民高小读书，毕业后，又先后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因家境没落，生活拮据，他去太原上学的路费还是堂嫂用八身衣服当了四块大洋、步行里赶到太原的。
年，范希蠡在太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经常到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秘密组织工会。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运城。先后在解县十里铺、茂盛村发展了一批党员，和解州刘开化、十里铺南国瑞创建了解县第一个党支部。同年8月7日，他代表解县党组织参加了在安邑八蚱庙召开的驱赶安邑贪官县长郑毓孚大会。年农历5月（另一说是4月），河东共产党人在夏县堆云洞秘密召开河东各县党代表会议，范希蠡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传达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研究了今后工作任务，主要是宣传揭露蒋、阎反动集团的罪恶活动，恢复和扩大党的组织，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同地主阶级作斗争，并决定运城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驱赶河东清党委员、运城二师校长冯大轰；解县党支部的任务是发动盐民同巡逻盐警作斗争；大会选举冯彦俊为河东特委书记，范希蠡为河东特委副书记。
之后，范希蠡便经常奔波于夏县、安邑、运城、盐池、解州、十里铺、茂盛村之间，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把自家西厢房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经常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和茂盛村的昝小满、昝大彦、昝忠学及十里铺的南国瑞、胡步康、胡立志、胡宝山、杨芳等党员积极分子秘密接头，还在十里铺关帝庙学校中开会。白天他以卖粟膏片、瓜、果、梨、桃为掩护，外出从事党的活动，运城二郎庙有个菜铺带卖茶，后院就是范希蠡进行党的活动的一个联络点。当时，他家的经济已经衰败，生活十分困难，但他对筹集到的、由他保管的党的活动经费却管理得十分严格，家里常管来往党员的吃饭，却不准动用党的活动经费。
范希蠡家里有一架油印机，晚上印刷标语、传单，印好后，便让党员晚上外出各地，以生柿子代替浆糊在墙上擦抹粘贴。他擅长绘画和书法，逢年过节，群众常请他写对联、画灯笼，他利用这些机会经常开展宣传活动，给昝大彦家门上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好的迎进来，”下联是：“坏的打出去。”还在灯笼上画过马克思的像。
年天气大旱，盐池的盐却大丰产，给农民和工人带来的却是粮荒和物价暴涨，小麦由每石5元涨到二十几元，而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仍是以往的每人每月2元7角，致使工人无法糊口。范希蠡和张笠青便深入盐池，一面亲身参加劳动，一面秘密在工人中活动，启发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进行罢工斗争。他们的宣传活动，犹如在干柴上放了一把烈火，被压得喘不过气的工人像火山一样爆发起来了。一天天不亮，“卞合兴”盐场的老板像平日一样，催工人起床干活，工人们却迅速走出屋子，大呼：“我们没法活下去了！”“要求提高工资”“反对剥削……”“刘集成”盐场和“郭张先”盐场工人，也积极响应，三个盐场千余名盐工汇成一股洪流，奔出南禁门，开始了有组织的大罢工。时值3月，正是修畦关键时节，迫使资本家不得不给工人增加了工资。
这年夏天，久旱无雨，民不聊生。为求生存，硝池滩附近农民下滩捞盐，卖钱谋生，但却遭到盐警队殴打、罚款、拘禁，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义愤之极。范希蠡根据河东特委堆云洞会议的决议，积极领导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宣传、发动饥民，开展反对盐警镇压饥民捞盐的斗争，支持和号召附近饥民下池捞盐，卖盐谋生，度过荒年。领导这次斗争的指挥部，就设在范希蠡的家中。当时运城省立二师党支部书记阎子祥、安邑县委委员牛守仁均住在茂盛村范希蠡家里。他们拟定斗争纲领，起草宣言书，书写标语，在硝池滩附近各村和解州散发与张贴。主要内容是：“雨涝硝池淹没了农民的庄田，天旱盐商豪夺这里的硝盐，盐池的盐是农民的盐，我们捞盐有理，巡逻队镇压有罪”等，并将写有“扛上扁担往前走，打死盐狗方罢手；扛上扁担往前走，打死盐狗不留情。杀杀杀！干干干！打死盐狗比屁淡”的传单贴到街上。由于范希蠡等人的宣传、发动，不仅池南八村，而且池北群众和猗氏、万泉部分农民也赶来捞盐，人山人海，多达万人。盐运使、巡逻盐警面对此情此景，也无可奈何，从而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年初，因冯彦俊调到太原工作，范希蠡接任了河东特委书记。年夏，河东特支遭到破坏。范希蠡被捕，关押在山西省监狱，后转押到山西省反省院。狱中，受尽摧残，但他始终不屈，后经保释出狱，回村继续参加革命活动。
（王志英张振华）
编辑丨吕磊刘艺萱
原标题：《建党百年红色盐湖丨景昌之范希蠡》